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是涨多跌少的数字游戏
从资金支持来看，基础性研究的公共投入包括财政和开发性金融是一个方面，另外，有效的资本市场尤其股权融资促进高回报、高风险的创新，也有助于加速资源再配置使用。
因此，应在上述重要价值的引领下，确立数字税立法的宗旨、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发现数字税立法与其他税收立法的共性与个性，揭示数字经济给税收立法带来的变与不变。其实，OECD提出的数字经济时代应坚持的税收的中性、效率性、确定性、简化性、有效性、公平性、灵活性以及可持续性原则，正是上述各类价值的具体体现。
数字经济带来的新与旧的冲突在诸多领域都有呈现。这对于弥补工业革命时代形成的税制框架之不足，推动数字经济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丰富税法的价值论、规范论和运行论，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也会带来诸多风险，涉及技术、伦理、经济、法律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在税收领域尤其需要防控其导致的税收分配风险，保障国家的财政安全和整体的经济安全。（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务研究》2021年第1期。基于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税收法治的内在关联，本文着重探讨了数字税立法应依循的四大基本原理。
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基本价值展开进一步解析，以揭示价值引领的重要性。这对于数字税立法同样是适用的。一是市场规则更加明晰。
那么，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是什么呢？答案是由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大规模制度变迁。凡此种种或明或暗的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导致民营企业的发展机会和生存环境仍然堪忧。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在2015年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在民营企业家的参政议政过程中，许多地方出现了民营企业家的所谓代际传承现象，在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有一部分二代民营企业家完全继承了父辈参政议政的岗位。同时，在839家企业中，完成交接班的企业经营仅只有92家，占全部调查企业的11%。
一是从亲近政府官员发展为参与政治。例如，中部某省的一家大型民营钢铁集团中，集团董事长的一位长辈在家族内辈份高，在企业的创业发展过程中贡献大且有威望，在挑选继任者的家族会议上，就获得了不少家族成员的支持，使得集团董事会在安排企业继承人时产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及意见分歧，导致了公司治理及企业经营出现了严重问题。
在家族民营企业中，民营企业创始人的第二代作为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虽然具有合法的身份地位，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具有被企业认可的个人权威和能力权威。同中国的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扭曲的政商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伴随着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产业管制与市场准入，使得民营企业不得不借助扭曲的政商关系来突破产业管制和获得市场准入，或者借助扭曲的政商关系来得到政府的各种政策优惠。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又会进一步加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促进企业经营和管理的规范化。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经济部门与民营经济部门的分立，在生产要素流动方面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对称特征就是：只要国有企业认为有利可图，就可以凭借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和所掌握的资源优势，自由地进入民营经济部门已经进入的任何产业部门。
相比之下，民营经济所在的部门是不存在政府市场限制及产业管制的，基本上是开放的且有着充分竞争的部门。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具备较好经营条件和市场前景的项目基本都由城投、城建等地方国资主导建设和经营，缺乏让利民资的动力。从现代经济学资源配置这一最基本的研究视角来看，经济发展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同样地，从经济学资源配置这一最基本的研究视角来看，改革或者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内容是由民营化和市场化组成的。
对于现金流不够充裕的公益性项目，民营企业在进入时又缺少规范、专业的政策和程序保障，各地政府也尚未建立完善的补偿回报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核心内容包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这一举措为民营企业突破产业准入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
在政商关系方面，传统的互惠互利型的政商关系正在成为阻碍民营经济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和阳光化发展的绊脚石，亟需塑造新型的政商关系。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上述问题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并构成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需要严肃应对的三大挑战。
中国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在产业准入和市场拓展方面，仍然没有获得和国有企业平等对待及平等竞争的地位，在若干行业只能看不能进，同时在要素市场方面，民营企业在直接和间接融资、科技资源市场化等方面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来，中国民营企业面对营商环境总体上有所改善，例如，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在189个经济体中的排名比2015年上升六位，在今后一段时期，这种改善仍将继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民营企业能否在代际传承过程中完成家族企业的转型及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是关系到我国民营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在地方层面，为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和产能合作战略，浙江推动了宁波港、舟山港一体化，并在宁波-舟山港集团之上设立了浙江省海港委，广东省也提出全面整合、重组和优化港口资源。三、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新型政商关系塑造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在封建时代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序列中，商排在末位。
但是，在这些战略的具体落实过程中，因为对接无门、缺乏合作基础、缺乏必要的补偿合作机制，民营企业往往难以进入。二是民营企业难以进入部分垄断行业。
在教育领域，原本可以首先放开的非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等竞争性教育行业仍然存在大量的准入要求。近四十多年来,中国民营经济是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大背景下崛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历史时期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序幕，民营经济随之重新登上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
从家族民营企业的成分看，由于民营企业往往是由家族和企业两个重叠的系统构成，而这两个系统各有自己的标准和成员身份准则，所以，在家族企业的接班人选择上，民营企业往往会遇到基于亲缘的家族治理与现代公司治理两种制度安排的冲突，导致民营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因家族治理负效应引发的企业地震。在医疗领域，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面对完全不同的政策环境，即便盈利性医院提供了医保规定的治疗服务，也难以在医保体系中获得偿付。
民营经济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自身也迅速成长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基本经济成份，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确立了自身的宪法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以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为代表的部分行业中，民营企业在进入时仍然存在较高的壁垒。另一方面，凡是民营经济无法进入的那些由国有经济垄断的产业部门，大多都会存在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其次，家族民营企业传承中家族成员与资深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处理。
民营化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活动主体的变革，而市场化也就是资源配置活动方式的变革。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将有助于降低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隐性成本和综合成本，推动民营企业对政策形成稳定和一致的预期，减少误读误判空间，也有助于破解量大面广的各类中小微民营企业难以成长的问题。
可以说，在这种付出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企业创始人和资深职业经理人的隐性期权合同，即资深职业经理人以自己的全身心投入，换取企业成功后分享企业剩余价值红利的机会。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就必须要真正地切切实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正视经济新常态时期存在的新二元经济结构及其所带来的发展结构失衡问题。
二是如何在发展中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史晋川，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文科资深教授 进入专题： 民营经济 。
同时,随着民营企业的逐步成熟，制度化治理与管理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得到民营企业家们（尤其是二代企业家们）的认识，企业内部决策的家长制人治色彩会有所淡化，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将不再仅是橡皮图章，而是能规范运行，起到有效的权力制衡与协调作用。但是,在民营企业的代际传承过程中，相当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创始人为保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不愿意与资深职业经理人及企业管理骨干分享股权，只授予极少的元老级资深职业经理人部分管理权，利益分享则仅仅与他们所掌握的管理权挂钩，而与股权无关。二是从接触政府官员发展为追随政府官员。纵观中国民营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民营经济在曲折前行的发展中往往围绕三大问题的挑战和回应展开：一是如何进入产业和拓展市场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新理财》（政府理财）2021年4月刊 进入专题： 新发展格局 全面开放 。做好一带一路共建工作，让企业唱主角，发挥市场的主导性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进党章，把生态文明写进宪法，确保中国经济能够长期持续发展。三是积极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同时，应注重出口形态的多样化，做好线下实体贸易的同时，把握好跨境电商工作的机会。同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到95%左右，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积极推动二孩政策，部分有条件地区放开三孩限制。